居杨的摄影人生——影像,由心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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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法制日报摄影部主任、第八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得者居杨做客中华新闻传媒网,畅谈她的新闻摄影生涯。图为访谈现场。中华新闻传媒网 姚勇摄

8月9日下午14:30,法制日报摄影部主任、第八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得者居杨做客中华新闻传媒网,畅谈她的新闻摄影生涯。

卧薪尝胆+毛遂自荐使我走上摄影之路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华新闻传媒网的系列访谈节目。最近第八届长江韬奋奖获奖者名单公布,法制日报社摄影部主任居杨榜上有名。今天就让我们零距离接触、感受居扬,让她为我们讲述照片后面的故事,感受她的故事带给我们的感动和震撼。居老师您好。

1998年居杨奔赴抗洪最前线时留影

[法制日报摄影部主任、第八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得者居杨]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做交流。 [主持人]我比较好奇的是您当时是如何走上新闻摄影记者职业道路的呢?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个职业需要体力与智力的相结合,有时甚至需要风餐露宿,非常的辛苦,所以一般男性从业之者居多。您作为一名女性是如何在这个行业里与他们竞争并一直坚持了下来呢?  [居杨]其实我能成为法制日报的一个摄影记者还有一段小小的故事。1991年的时候我刚刚学新闻摄影毕业,就到法制日报的摄影部实习,原来梦想能成为一名摄影记者,所以在实习之后我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居杨]报社对我的实习表现还是挺满意的,但当时就跟我说法制新闻既辛苦又危险,男性居多,一个女孩子不太方便,就等于这样拒绝了我。然后我就到了法制报的广告部,一干就干了五年。到1995年的时候摄影部正好缺人,我就毛遂自荐,第一时间就冲到摄影部当时的王主任那里,说我还是很想当一名摄影记者。 [居杨]当时老王就同意了,给我的条件就是一是要试用一年,另外相机要自己准备。但我还是使足了劲,因为我觉得离我的梦想开始近了。 [居杨]随后就开始采访,那时候拍照片还不是数码照片,还是用黑白胶片,由于我拍的多废片也多,一开始没有经验我就偷偷买很多胶卷,在那里练手,那时候黑白胶卷是要自己冲洗、制作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都回家了,我要自己到暗房冲洗照片。 [居杨]到了夏天的时候室内还没有空调呢,一闷就把屋子都给关上,屋子里的温度最热的时候可能有40度,放大机的灯泡因为是一明一暗的,很热,一晚上可能要爆两、三个,再加上酸碱的味道屋里就像蒸笼似的,我晚上一干就经常到十一、二点。 [居杨]通过这么一年的锻炼我最终如愿地成为了法制日报的女摄影记者。我也觉得很容幸。

[主持人]很多人了解并熟悉您就是从《丢丢的故事》开始的,我看很多报道和资料说您当时是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丢丢,那您去之前对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的设想呢?有没有料想到这个事情的影响这么大?

狠心母亲被带到病房,饱受摧残的丢丢只冷冷地说了一句:“我不认识她”。

[居杨]完全没想到。当时是1997年,我从事摄影记者时间不是很长,当时我们报纸接到一个线索就是一个孩子被警方救了,他被折磨得特别惨,我一开始就打算去一下,拍上几张照片,也可能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工作就结束了,但是当我真正到了北京市儿童医院病房的时候,当我真正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眼前的他浑身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被烟头烧、打火机烫,全身都是溃烂的伤口,一下把我震住了。

[居杨]后来我了解他的背景情况,他之所以落到这么悲惨的境地是他亲身母亲造成的,他母亲吸毒,因为欠别人的钱,把丢丢抵押给吸毒的人,就说我的孩子都放你这里了,我不可能欠你钱,吸毒的人在吸毒后是很暴虐的,吸毒后就对这个孩子进行摧残。[FS:PAGE] [居杨]我刚开始这个专题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帮助这个孩子,因为丢丢在医院里面医药费很高,他母亲是一个吸毒者,后来被拘留了,他又没有父亲,没有人解决医药费的问题,当时我就想一定要好好把这个专题做好,做好以后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能够让他得到更好的治疗。 [居杨]出于此情我就开始了对他整整一个夏天的报道。因为当时我还有其它的工工作,不可能每天去那里去,所以几乎那个夏天所有的业余时间里我都会陪在丢丢身边。他清醒的时间很少,经常是昏迷,也就是在吃饭、换药的时候才有清醒的时候,我就抓这么一点时间拍几张照片,我就做了一个叫做《丢丢的悲剧》,也叫《救救孩子》,在法制日报、南方周末刊发了,刊发以后的结果让我很震惊,从第二天开始,我们编辑部的电话就被打爆了,信件就像雪片一样到了编辑部,仅仅三天的时间就捐款捐了五万多块钱(97年的时候),一下子解决了孩子医药费的问题。让作为年轻记者的我一下体会到了媒体的力量。 [居杨]后来到了1998年,我们国家组织了规模特别大的“98禁毒展”,在这次禁毒展上《丢丢的故事》也被刊登在那里了,当时很受欢迎,大家通过丢丢的故事一下就认识到了毒品的危害,他就近在我们身边,不是在天边,不是在云南那些很远的地方,就是在北京,就是在我们身边。不光是对家庭,毒品甚至危害到我们的下一代。有很多人通过丢丢的故事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后来《丢丢的故事》就成为全国禁毒宣传的典型人物了。

[居杨]我就一直在追踪采访这一切,我觉得我是在跟着这个故事来采访。到了1999年的时候,等于离我采访以后的两年后,他母亲从劳教所出来,出来以后当时表示很悔过就想带这个孩子。

[居杨]那时候丢丢已经五岁了。在1999年春天的时候丢丢五岁的生日是在劳教所渡过的,劳教所特意让他和他的母亲重逢,两个人见面,我都有照片可以让大家看到。他的母亲一直在哭,丢丢是用一种偷窥的眼神看他的母亲,我觉得那时候全社会的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一个悔改了的母亲和他的儿子重聚了,开始新的生活。所以国家民政部门就同意他的母亲重新带他的孩子,把她又送回她的河南信阳老家,作为跟踪的记者我就一直在拍摄。 [居杨]在那个时候(1999年把她送回老家的时候),本来我想结束这个采访不再拍了,经管《丢丢的故事》当时非常轰动,有很多读者愿意看他的故事,而且特别关心孩子。但是我想他和他的母亲已经回归了,如果我总是拿着相机在他旁边拍摄的话会有意无意地提醒他你记不记得你原来的事情,记不记得那是你的亲生母亲在你三岁的时候,在你幼小的时候做过什么,我真的希望他忘记这些,开始他和他母亲的正常生活。所以我就想结束这个报道。

“我不想再与妈妈在一起。”2004年8月,在信阳市政府与其母亲协商孩子未来生活时,丢丢做出苦涩的选择。

[居杨]但是大家美好的愿望到后来也落空了,到了2004年的时候,我当时在上全国“两会”的时候,丢丢的舅舅从农村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母亲已经复吸毒品,并且把孩子扔在农村老家,又不管了,而且已经很久都不管了,家里又太穷实在养不起他。找我是想让我为他想办法。当时我一听这个情况心就紧了。

[居杨]在2004年之后我又开始追踪采访,那一年去了四次信阳。最终在全社会的力量下使丢丢摆脱他的母亲走入了新生活。事实上我觉得八年真的挺长,但真正做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可能也并没有想到做这样的一个专题,也并没有想到他能够给读者留下这么深的印象,有这么大的反响。[居杨]这八年来我也是跟随着《丢丢的故事》成长起来了。我看到了媒体的力量,我也看到了全社会的这种爱对丢丢的影响,和对社会当中的一些丑陋的东西,比如像毒品,它对一个幼小的孩子的影响。对人和人性我觉得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随着对丢丢采访的深入,当我看到社会上有那么多富有爱心的人去帮助他的时候,我的这种社会责任感也在慢慢的提升,我也在慢慢体味这种社会责任感。 [FS:PAGE] [主持人]陪着他一起成长。 [居杨]对,我觉得随着他的成长我也在一起成长。 [主持人]距离第一次报道十年过去了,现在丢丢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2004年底,丢丢被王伟夫妇代养。从此丢丢有了新家,有了新的妈妈、爸爸、姥姥、姥爷……

[居杨]他现在的情况挺好的,他在河南信阳一户很有爱心的人家带养,他有了新的母亲,还有一个小妹妹,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很好。也有爷爷奶奶,那个家庭给了他很多的爱,他也在信阳最好的一个小学里面上学,而且学习成绩还挺好的。每到期末考试,期中考试之后都会给我打电话。我们会经常沟通,告诉我又考了一个一百分,又考了一个好成绩,得了一个三好生什么的。

从2001年起,中国、缅甸、泰国对金三角进行联合扫毒行动促进了当地禁种的进程。图为中国警方查破一武装贩毒案,缴获海洛因1.4万克,手榴弹4支。

[主持人]在《丢丢的故事》之后您又拍摄了《重刑犯》、《金三角禁毒的承诺》、《收教卖淫女》等等一系列涉及敏感话题的法制新闻报道。从这些照片中我们都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人文关怀,还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敲打着我们这些城市人的心灵。当我们看到您的《金三角禁毒的承诺》的时候,我就在想您当时亲自深入到危险重重的地方去,战乱不断、气侯恶劣,在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中您怎么开始并且把这个报道继续下去的呢?去之前您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可到了那边之后和您想象的是一样的吗? [居杨]应该是比我想象的困难多得多。因为金三角的这组报道,我是2002年到2006年两年拍摄,2002年拍摄了一次,2006年连续去了两次。在2002年的时候可以说是第一次进入金三角,对金三角有一个很直观的印象,由于我原来追踪过丢丢的故事,也追踪过一些毒品的案件,还有比如一些戒毒所都采访过,对毒品的危害相对来说我了解得也比较多,也一直关注着我们国家禁毒的发展。 [居杨]因为金三角是和我们国家比邻,等于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毒品都是来自于金三角的,所以那个地方就引起我一种很强烈的采访欲望,我想到那里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研究一下那里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他和中国,甚至于对全世界的禁毒斗争的格局都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千方百计想找到能够采访的机会,终于在一月份和六月份有两次能够如愿以偿地进行这样的报道。 [居杨]去了以后我觉得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首先是安全,安全问题根本就没有保障,你就可以想象那里是没有保障的地方,长官说话人头就可以落地,因为常年的战乱所有人都会使枪,从小孩子到大人。那个地方鱼龙混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能到一个地方采访就有可能你稍不谨慎就会遇到冷枪。 [居杨]在印象当中我有一次果敢老街这个地方采访,这是曾经的金三角毒品买卖的最大的集散地,去了以后当时没有地方住,我们就住在一个老街上的小旅馆里面,那个小旅馆很乱,都是一些吸毒者、贩毒者,甚至是一些卖淫女、嫖客都集中的一个地方,很混杂。那个小屋子的窗户都破烂不堪,门也没办法锁,那个床是又零乱又肮脏的床,但是你也没有办法,你必须抓紧时间在这个时候整理资料,还要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因为第二天还有更重的采访任务。 [居杨]我就拿屋子里唯一的一个椅子把门顶住,就在那个昏暗的灯光下整理资料,弄电脑,把照片都输入进去整理好以后就穿着衣服靠在床里面休息一会,在夜里面还经常有敲门声音。也不敢啃生。第二天一大早五点多钟天都没亮就去采访,我记得车刚刚启动,刚出大门的时候,就有人说“别动”,我往外一看一身冷汗,两个小兵,个子很矮,一米五几,拿着两个长枪对着我们,我们想去解释,觉得他们可能能听懂,但是就装着听不懂,不理睬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就得乖乖下车,被押到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FS:PAGE] [居杨]我赶紧从我的摄影包里面拿出前几天拍的他们军事首领的照片给他们看,这样气氛才缓和一点。最后还是我的向导找了熟人把我们营救出来。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居杨]还有一点就是那里的人的警觉性是很高的,因为金三角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常年战乱的地方,是一个军队力量割据的地方,常年打仗,所以那里每一个人对外来者都很警觉,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外来者。他们处于很封闭的状态,不和外面的世界接触,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去了以后所有的人都拒绝你的采访。 [居杨]在我开始采访的时候去佤邦的主要首领光有良(音)争取他的同意去采访,我到了他的家(一个大豪宅)里的去采访,我努力地告诉他我是什么样的目的,想采访什么,人家就和我面对面坐着,根本不理我,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不断的说,他一句话不说,目光透过我看着远处,根本不理睬我,很尴尬的事情。

[居杨]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开始喝酒,因为我是不会喝酒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也要勇敢一下,就拿他那个52度的,泡着老虎骨头的酒就给喝了。喝完以后一看我是很痛快的人,就拉开话匣子,其实我听他说话的时候我脑子已经飘了,我身后都是拿着枪的他的警卫,我就在不断提醒自己,要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在那种情况下我可能还有一丝警觉,头很晕,吃完饭以后我还使劲抱着我的电脑,把一天照的照片存在电脑里,抱着我的电脑趴在人家的桌子上睡着了。 [居杨]其实这样能争取到效果还是挺好的,第二天我就被允许到他的辖区里面去采访,我也就争取到了很宝贵的采访机会。 [居杨]我觉得要说还有困难的话可能就是气侯。我是一个北京出生的人,并不了解在热带原始森林里面的天气,尤其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当时正好赶上是雨季,因为在原始森林西面其实是没有路的,而且道路也很泥泞,根本没办法走,我记得我们的汽车可能六、七十公里的路要走上一天的时间,好像车就在泥里面爬似的。 [居杨]我们进村车也没有办法开进去,就自己往山里面爬,我就要扛着大摄影包,我又不善于爬山,我印象中我就是每天在泥里面滚,人家山里人都可以不穿鞋子在原始森林里面走,还有你可以想象原始森林里面超大的蚊子,去叮咬人根本是无孔不入的。 拍摄重刑犯 观察他们人性的另一面

[主持人]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还有您的《重刑犯》这么一套照片,我们知道重刑犯是非常特殊的人群,他们进入监狱已经万念俱灰了,不报任何希望,他们对外面的人抱有很强的戒备心里,那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能取得这样一群人的信任,并且走近他们,采访他们又能拍摄他们呢?

周末自由活动。

[居杨]其实拍这组片子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去了以后依然是被拒绝的,那里所有人的警觉性、敌意都是很强的。没有人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更没有人愿意让你去拍他的照片。还有因为是在判决之前,我是在看守所里面进行工作,是在法院判决之前的,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是比较弱的,是很敏感的。 [居杨]比如你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可能就会引起他心理上的波动,这种波动可能就会使他有一些极端的行为,比如伤害他自己,或者伤害他同监室的人,这都是特别不能想象的后果。那从你接近采访开始就必须要小心谨慎,我从一开始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我自身的恐惧感,我要让自己把心态放得平和一点,我在和他接触、聊天的时候,我努力不把他当成一个多少条人命在身的重刑犯。在和他聊天的时候我还是要把他当成一个人进行交流。 [居杨]另外一方面,可能我在进入这个阶段以后,不是一开始就进行拍摄工作了,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差不多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一开始都不是在采访,就是在和他们接近,拉家常,聊他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这时候比如聊他们的亲情、友情,慢慢的这种戒备心理就会减少,也开始慢慢地有人和我说说他的心里话。 [FS:PAGE] [居杨]我印象当中特别深的就是第一个想和我聊天的人。那是2003年的时候在非典期间,他们一伙人闯到北京桑拿浴里面,当时是为了抢劫两万块钱的财务,就把桑拿浴里面七个人都杀死了,手段非常残暴。

[居杨]他和我一开始说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坏人”。我就问他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算坏人?我们的话题是这样开始的。熟了以后他就说我对我的女朋友还是挺好的,因为他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一直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他说如果我和她在一起如果能够在阳光下生活三天这一辈子就值了。 [居杨]其实他也有他阳光、善良的一面,只不过这是很短暂的。在他最后被判处死刑的时候我当时也在场,因为他平常就是完全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那时候他也哭了,流眼泪。我问他当时想什么,他说我很想他女朋友,觉得我很对不起她,这也是他内心当中很真实的一面。

放风。

[居杨]我印象中还有一个在北京周边作案的团伙,老大在等待判决之前,看守所的人给他们吃早饭,他要了两根烟,点在一起一块抽,抽完以后就和警察用特别低沉的声音说我也知道我早晚有这么一天,摆脱你们给我带一个话,让我的家里人告诉我的孩子千万别走我这一条路。我觉得在他的这个特殊的时刻也有他的忏悔之心。 [居杨]我就是通过慢慢了解之后,我想我就把他们的这种内心当中的真实想法记录下来,通过慢慢的接触我觉得我也能够赢得他们的信任。 [主持人]那像这样的特殊人群,他们之前的罪行非常残暴,会不会有一些人在人格上、心理上是比较黑暗,甚至是扭曲的,但当您以健康的人的心态和他们交流、接触的时候您心理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那种很煎熬、很痛苦的感觉呢? [居杨]有,其实在那里最大的煎熬就是必须要面对问题——生和死。因为我们说法制新闻要有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就要用自己的心体会他们的心,也许一开始是用镜头拍摄,慢慢的我觉得不是用镜头触摸别人的心,是灵魂和灵魂之间的对话。 [居杨]其实当你看到你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个的鲜活的灵魂的时候你其实是很痛苦的,确实是这样的。而作为一个摄影者来说你必须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样你才能知道他们真实的想法。所以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每次从看守所出来,我看着外面的天我都会觉得天可真蓝、树可真绿,生活真美好。 [主持人]当看到自由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一种释然。

[居杨]当然。

法制新闻的拍摄可以让人们辨别真善美

[主持人]这一段段故事真的让我震撼。那您回头看生活中的新闻照片,吸毒者、重刑犯、卖淫女,他们都是我们社会中比较边缘化的事和人,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容易碰到的事情。有很多人看法制新闻是为了满足某种好奇心的。那您在拍摄法制新闻的照片的时候是抱有什么样的目的呢?您希望看到这些照片的人能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呢? [居杨]其实摄影记者的工作是这样的,他是用他的图片记录他所看到的东西,然后用他的图片来表达观点。也就是说他用他的图片感受这个时代,记录这个历史,我们都说今天的图片也有可能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也很容幸能够在法制日报这样的报社里面,他有着非常丰富的新闻资源,能够让我接触到你刚才所说的社会边缘的人群,能够有机会拍摄到这些。 [居杨]当然,在拍摄这些新闻故事,进行采访的时候,说是用镜头来拍,但是我觉得我们是用我们的心,把生活中表面的东西去除,去展示生活中最真实、最本质的东西。其实我们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给读者展示的可能是他们没有接触到了另外的生活,另外的一些人的喜怒哀乐,生活的真实层面。当然也包括像处于社会边缘的这些人的生存。[FS:PAGE] [居杨]我觉得包括我在内的摄影记者用图片呈现这一切,其实也是为了能够唤起这种能够改变这些情况的力量。另外也可以使一些悲剧不再重演,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主持人]也就是说透过表层的图象探究后面更深层的意义。尤其像法制新闻,其实是让我们知道,让所有看到照片的人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 [居杨]对,也可以唤起大家的爱。比如像丢丢,大家通过《丢丢的故事》了解到毒品的危害,也愿意救像丢丢在内的成千上万的被毒品危害的人。全社会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可能会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改变一些东西。

假新闻损害公信力 拍摄需要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主持人]现在传媒业竞争十分激烈,很多记者、编辑为了吸引眼球,提高收视率、报纸发行率而编辑刊发或播出很多耸人听闻的消息,甚至是假新闻来,你是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您觉得法制新闻该如何报道? [居杨]正如你所说的,可能是新闻竞争的结果,在法制新闻当中也开始出现一些赤裸裸的照片,让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些照片觉得好像天天都有跳楼的,动辄就是血肉模糊的。但是我觉得这些照片其实起到的是一种负面的作用,他忽视了受众的承受力,尤其是比如像妇女、儿童,他们看到这些照片会不会受到伤害和刺激。另外,这些照片这么赤裸裸的表现,那对灾难中的受害者和案件中的受害者也是不人道、不负责任的。 [居杨]假照片是更不能让人容忍的事情,也许摄影者是想画面更强烈一点,更有视觉冲击力一点,但是这样其实破坏了法制新闻本身的严肃性,也使图片真实性的原则受到了侵害。所以我觉得虚假的法制新闻不但误导了读者,因为有时候法制新闻不像公众事件,可能摄影者就是唯一在场的人,他所拍摄的照片就是大家认知这件事情的根据,如果他造假的话就会误导读者。而且这种造假的照片也会使法制新闻照片的公信力普遍降低,所以我觉得确实是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 [居杨]你谈到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法制新闻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要在做新闻的时候想到我们为什么做这些新闻。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读者负责,当这种案件和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传播信息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怎么样传播才能正面引导,这才是媒体真正的立场;我们如何改变这件事情才是媒体的立场,而不是用我们的镜头把血腥放大,我们的目的不是这个。[居杨]刚才我也在提法制新闻摄影里面需要有人文关怀的精神,我觉得不光是在采访和拍摄的时候,即使是在编辑、编发的时候也要有人文关怀的精神。我们说照片好不好要大家说距离越近越好,而我理解的这种距离应该是心灵的距离,是摄影者和被摄者的距离,读者和摄影者之间的距离也应该是越近越好。另外对于我们采访的时候,比如我们拍一些苦难者,我们不是逼近人家,我们是不逼近、不侵犯的有节制性的采访反倒能够令人尊重,这样我觉得他体现出来的真情反倒也能更打动读者。

学会在职业和生活中置换角色 采访经历逐渐沉淀为人生的财富

8月9日,法制日报摄影部主任、第八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得者居杨作客中华新闻传媒网,畅谈她的新闻摄影生涯。图为居杨谈自己的摄影人生。中华新闻传媒网 姚勇

[主持人]您从年1991年开始实习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那么长时间,您拍了那么多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时间久了会不会人心有点麻木呢?人的眼睛会不会也像照相机只是“咔嚓”按下快门单纯的记录?您如何保持自己对新闻事件的敏感和对镜头前这些人的同情和关注?是因为女人的天性关怀吗?

[居杨]我们拍照片的时候眼睛当然不可能你所的就像快门一样简单地记录几张,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每一次采访的的确确会让摄影者留下很强烈的摄影冲击,这是一定的。那么我觉得作为法制记者必须要学会一种角色的置换,就是你的生活和工作之间的置换。我其实也是在慢慢学习的。 [FS:PAGE]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我在生活当中其实是有一点晕血的,比如我看到流血的事情我可能都会不舒服,或者本能地我会避开这个事情,但是我要采访一个灾难的现场,我面对那些血肉模糊的人和事情的时候我又必须要在那里待很长时间,要不停地去找角度,不停地想我怎么去把它拍出来,怎么样琢磨着能够把它表现得更好。这其实就是一种角色的置换。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贵州采访山体滑坡,那时候不停地会救出受伤的人,三天三夜几乎都休息,当那三天采访的时候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是很英勇的时候,当采访以后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我有连续很多天都无法入睡,想起那些我都很难入睡,但是那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角色置换,不能让自身的弱势的东西影响你的工作。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也在慢慢地努力学会一种调整,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法制题材有些东西的阴暗面确实是比较大的,你在采访中确实也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击,如果不调整好自己也会造成心理的失衡。

所以每次在我完成一个我们所谓的“艰难的采访”之后,比如像重刑犯,比如像金三角这样的报道之后,我可能都会尽量地想办法让自己更多地接触一些美好的或者喜乐的事情。比如我可以听听音乐,看一些我喜欢的书,甚至我可以去购购物。让自己心理的东西慢慢地、慢慢地淡下来。当然了,因为从事这个职业差不多有十二年的时间了,很多东西在人的记忆中实际上是不会消失的,我当时采取的置换也好、调节也好的方法可能会冲淡一些,但是是不会消失的,会留下很多东西。

现在我再回头看来,我觉得那其实也是我人生的一种财富,因为我看到了不同的人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人生,在这里面我看到了很多的喜怒哀乐,如果我从事其它职业,可能是我一生都不可能接触到也不可能理解到的东西。这些悲欢离合也好、喜怒哀乐也好,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失,它不但没有褪色,反倒更清晰了,沉淀了,而且这些经历会使我的心慢慢地更加安宁下来了,而且我觉得这些经历让我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起来了。

面对诱惑绝对不能动心 保持公平公正的心态

[网友]作为一名女摄影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诱惑,您是怎么处理的? [居杨]法制记者可能会有一些诱惑,比如说像利益的诱惑。我印象当中有一次1997年的时候在河北,我和另外一个记者两个人去采访一次滥用耕地的事情,当时卖地的村长就纠结了几十个人把我们围起来,揪衣服抢相机,坚决不让报道。更甚者,我们在小旅馆住着的时候,他们几十个人就把旅馆给围起来了。我记得我们最后是找了一辆车,把头都藏起来,在人家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完成了报道。 [居杨]对方一看硬得不成了就开始来软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灵通,能到报社找到我,也能到家里找到我,说要坐下来说说具体的情况。我也愿意了解两方面的情况,他们就坐在我那里聊,后来走了以后我就发现在我的摄影包里面有一个硬硬的红包,这种情况下我就直接把这个红包直接交给了报社,都没有打开。我觉得这样的诱惑也会比较多。 [主持人]那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处理呢? [居杨]我觉得在一个敏感题材,或者说是一个曝光性质的采访当中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心态。我们要听双方的意见,另外也要想办法减少这种人家能给你好处的机会。  [居杨]比如在2005年的时候,也是一次这种采访,我和另外一个女记者两个人一起去,去了以后人家当我们俩分开的时候就把我们一个人叫到屋子里说“你们别采访了,给你们点钱就解决了得了”,我们俩就商量既然是有这种情况那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尽量不单独行动,不单独采访,采访的时候就共同进行,这也就减少了他们向我们提诱惑的机会。如果实在我们规避不了,那就只有和上级单位,也就是我们所属的报社直接汇报了,越快越好。[FS:PAGE] [主持人]那还是需要智力和体力相结合的。 [居杨]还有就是你绝对不能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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